早在1775年时，德国生理和解剖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布鲁门巴赫教授根据颅骨形态把人类分成五大种系：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马来亚人种、尼格罗人种、亚美利加人种。

他还提出现代人种形成于气候条件差异的人种思想。1785年出版的康德著《什么是人种》的哲学化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入人心和推波助澜，“人种”及“人种分类”等概念广为世人接受。

在生物学上，人类各种族都同属于一个物种，即智人。人们为了研究人类自身、人类社会和文化多样性创生了“人类学”，继而有了人种的概念与相关研究。分别从语言、社会文化、环境、生物医学和考古等不同视角研究人类及其差异，想从生物、生理、神经、考古、语言、社会、两性、文化、艺术等等诸多学科弄清人类如何行动、如何认知自己的行动、行动的结果又如何影响人的思考，以及人与其他群体的互动；研究人的进化起源、作为物种独特性、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和自身的复杂性。人种是指人类在一定地域内长期适应当地自然环境，又经长期隔离所形成的，在肤色、眼色、发色、发型、头型、身高等特征上具有共同遗传体质特征的人类群体，属于群体差异。以单一性状（如肤色）进行的人种分类，因为其不合理性和科学上的无效性，已经被绝大部分科学家所抛弃。先进的DNA标记技术“SNP”可以通过各类人群肤色基因的SNP差异程度来构建他们的亲源关系。基于SNP分析，在每个大陆种族中还能分出更小的族群，比如：欧洲人可以分出五组，中国也可以分为北方人与南方人。

人种群体差异是因为各类人群几千年都停留在同一个地方，却又相互隔，在每个大陆上独立进化，于是产生了人类的不同种族。 地处热带的非洲黑人拥有大量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无需驯化出家畜和生产粮食作物。 没有冬天的威胁，因此他们可以相对轻松地通过摘野果或者打猎来充实自己的餐桌。他们不需花费太多力气去种植或者放牧，因而缺乏发展相应生产技术的动力，也就不需要大量的生产工具。但迁移出来、离开温暖的非洲后，为了能够渡过寒冷的冬季，温带地区的居民需要在天气温暖的时候刻苦耕作，积攒足够的食物储备。这促使他们发展出种植和放牧的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他们不断研发各种工具，从最初的石器到后来的铁器，实现了技术的进化。为了抵御冬季的严寒，温带人们需要建造房屋和制作衣物，因此建筑和纺织技术开始得到发展。部分部落面对冬季的灾害，会进行抢劫和争斗；为了保护自己，或者成功掠夺，温带人们不得不发展相应的政治结构和军事技术。各种困境的迫使下，温带地区催生了人类的进化、诞生众多文明，使得原本种群的生理差异演化出心理差异，差异的复杂性逐渐增加。进化使得人类在遗传梯度或渐变出集群差异，使得不同人种在等位基因的频率不同，表现为体质、形态、认知等方面的不同。在同类群祖先提供的基因基础上，在不同的环境压力下会产生不同的变种，经过变异逐渐形成其后代的属性。人类共享同一套基因，每个基因都有不同的版本，即等位基因。在进化中，一些有益的等位基因会传遍整个人口，成为普遍化基因而被固定。比如，DOXP2基因使我们拥有了与猩猩截然不同的语言能力。因为环境的差异，不同大陆人种的性状在进化中越发多元与不同。这种不同来自自然选择，是它影响人类基因组中等位基因的表达频率，进而影响着人种的进化趋势。比如，在形态上，爱斯基摩、拉普兰等极地人体型矮宽，可减少体表面积，有利于在极寒地域保持体温。苏丹的迪卡尼尔部落人体型瘦高，腿长，有利于扩大体表，帮助散热。有些种族的白肤色、高颧骨等特征也是为了能接受更多阳光，使人体皮肤中的维生素D原在紫外线照射下转化为活性维生素D，有助于钙的吸收和在骨骼中沉积，以适应极地环境。

群体差异形成原因：一是在同类群祖先提供的基因基础上，经过变异逐渐形成其后代的属性；二是适应性变种，即自然选择的结果。一个区域的环境会使得携带某种等位基因的人显得更强大，此时这个基因就是“有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益等位基因在整个群体中出现的频率就会高于它的对应变种。假设一个地方出现了一种野兽，只吃单眼皮的人，那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当地人的DNA中，双眼皮型的等位基因会比单眼皮型的频率高得多。

根据达尔文的学说，进化分为两个过程：

第一步是变异，人的一个基因发生了改変，继承了那个基因的孩子就会在某些方面与他们的祖先有所不同；第二步是选择，一种变异必须经历好几个世代，才会形成种族的差异或演化。如果变异带来不利，个体就会死亡；但如果在某方面是有利的，它就会有更好的成长机会。如此，人们在择偶的时候就会趋向于这样的伙伴。生物物种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会通过遗传来筛选基因，如果有个生物突变出了更适应环境的基因，那它的后代就能更好地生存下去。除非物种灭绝，这种进化是不间断的。

人类也是生物的一种，理论上进化也不会停止。人类尽管有地理隔离的群体差异，但彼此没有生殖隔离，有意义的遗传和生物变异模式存在于所有人类中，它们与人种无关。在讨论人类群体差异时，需要既看到种群的共性，也看到差异性；反对强调差异性而忽视共性，反对以共性为借口否认差异。聚焦于不同群体的群体平均值，而不是轻看或者歧视个体。一个民族的优势来自上苍的恩赐即自然的选择——基因突变，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民族的祖先无法自我选择和确定哪些基因可以遗传、哪些不可以遗传。有优势的民族绝对不可以拿自己的优势去歧视无优势的民族。相反，应该心怀感恩、对弱者心怀仁慈怜悯、承担更多责任，以还报上苍恩赐，帮助没有优势的种族，否则便是纳粹。人类已经进入“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承认差异、关注弱者。其实一个种族内部个体之间的优劣差异往往大于两个种族之间的平均优劣差异。所以，当歧视发生时，被歧视者中的很多人其实比歧视者中的很多人还要优秀。人类平等，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上苍的法则：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在道德思维、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历经数千年变化后的21世纪，人类希望所有成员都享有相同机遇和同等权利，也有无数伟人为此前赴后继。要让孩子知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存在民族文化的多样。各民族有自己的习俗，民族融合、民族团结习以为常。在民族平等、团结友爱的表象之下，我们其实不难发现，民族歧视、民族向心性和排外性是存在的。

其实，民族地区一般都会有民族学校和汉语学校，少数民族入学选择完全自由，没有强制。在中小学推广普通话教学的同时，也注重对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的保护和传承。推广普通话可以让少数民族同胞有走出偏远地区、到发达地区接受教育、获得更高劳动回报的机会，共享国家发展成果，这是保障少数民族发展权的一大根本保证。在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时，要认识到各民族之间追求美好生活的“大同”和文化习俗上的“小异”，认识到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和而不同”。认识到我们的民族问题处理要“求同存异”，必须建立在对中华民族集体的认同基础上，保护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让包括汉族文化在内的各种民族文化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与每个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符的传承。让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沿着生产力逐渐发展的方向进行自我发展与革新，从而逐渐构建一种求同存异的、顺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新的民族认同。不把民族身份标签化、政治化，摒弃刻板印象，摒弃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平等、亲和地对待各民族的同胞，维护祖国统一。

反对民族分裂，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歧视也一定是以自我作为中心或主体，去和他人建立区隔的一种方式。歧视肤色、经济条件、职业、身份地位、文化程度……背后的逻辑都是要把有潜在危险的他者隔绝在自己的“安全区域”之外。

有研究表明，儿童3岁开始发展种族态度，5～7岁发展系统的种族偏见，大约7岁左右种族偏见开始减少。10岁的时候，内化的社会和道德规范开始调控行为，种族偏见逐渐由外显形式转变为内隐的表达。社会认知发展水平、成人的种族态度、跨种族友谊、社会规范等因素会影响儿童种族偏见的发展与表达。教育有义务帮助孩子反偏见、反歧视：帮助儿童形成积极的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培养儿童与多样化的群体交流的能力，培养儿童对于偏见的批判性思维，以及儿童面对偏见时采取行动的能力。偏见是无知的产物，一个人的偏见，往往来源于对对方的不了解。告诉孩子，当他需要对一个人进行判断的时候，最好能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然后再判断；如若不能，也至少不要尽信流言，并在有机会观察接触的时候，确保自己没有戴着有色眼镜。偏见从来不轻松，除非它能因理智而终止。差异永远存在，人类就是因为不同才独特而精彩。

要教会孩子求同存异，理智地看待不同的人和事。即使不喜欢别人的行为和爱好，但只要别人的行为和爱好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就给予对方足够的尊重。我们需要告诉孩子：平等尊重，彼此融合，内心不自卑，才能坦然接纳别人。